虽然知道一些罗老师的近况，听到他过世的消息，感觉还是有些突然。在淡淡的怀念中，以前的事一幕幕地浮现起来。

2000年，从青岛回北京的火车上，与老师、师母合影

    我九六年上北大读研究生，《行政法专题研究》是罗老师给我们上的。那会儿，他的“平衡论”在学术界正掀起波澜，上课自然也是围绕着“平衡论”。但罗老师并不怎么讲他的“平衡论”，而是设了几个主题，让大家讨论。讨论中用的概念，远远超越了当时的行政法教科书，扩展到了“政府规制”“公共行政”“公众参与”“协商”“衡量”“成本效益分析”，等等。罗老师在引导大家思考一个基本问题：行政法应当是干什么的？而罗老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简而言之就是，行政法应当在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利之间寻求平衡。大家对这个论断有各种意见，不知不觉地却接受了他的基本范式。一时间，罗门弟子满眼都是“平衡论”。我们私底下开玩笑，连街上的补胎居然都是“平衡补胎”。

    上完课，罗老师依例请学生吃饭。逢年过节，学生约着去看他，他基本上也会找一个地方请大家吃饭，有时候就在他家里。饭桌上的话题海阔天空，多数还是围绕着学术问题，气氛却相当轻松。这些年来，学生们跟着他吃过不少地方，而他从来都是不要我们请的。我自己做老师后，请学生吃饭这一点成为我的定制，那种谈论学术而轻松愉快的气氛，我却营造不出来。而今，学者们聚在一起，欢声笑语倒是不少，但谈学术八卦多，谈学术反而少了。我们对学术的执着，还比不上一个老人。

    在北大五年、跟着罗老师三年，他从来都没有布置我做什么课题，或者叫我写什么文章。我的几位师兄师弟在学术上都很强，固然减了我的压力，导师的宽容则是主要原因。我说我选了谁谁谁的课，他说“这很好”；我说这学期去最高法院实习了，他说“这不错”；我说我竞选了北大研究生会的一个职务，他呵呵，“好啊”。在北大的园子里，我像一颗自由生长的草。多年后我明白过来，好学生不是教出来，是激励出来的——导师本人、师兄弟姐妹乃至整个校园氛围的激励。

    读研期间，我干了一件“大事”：有个叫万春园别墅有限公司的物业管理机构，因为我擅自进入他们的园子罚了我10块钱，被我告到法院，法院判决对方返还这10元钱。一些媒体报道了这个案子。一天晚上上课前，罗老师在走廊看到我，说：“小何啊，你那个10块钱的官司我看到了，很有意思呵！”原来，他也在关注这些小事情！

    读博士期间，又碰到一个案子——这回是代理刘燕文告北大。我很想去代理，但有顾虑，毕竟我还是北大的在校生。我给罗老师打电话，征求他的意见。他当时是最高法院副院长，主管行政审判。罗老师说：“法院怎么判，我不好说话，但这起案子有意思，你去吧。”我又问：“不知道北大会不会对我有看法？”罗老师说，“应当不会的。如果有问题，我会说的。”这下我就放心了！刘燕文案件中，多位老师给我鼓励和支持，罗老师的支持免去了我的后顾之忧。

    我考罗老师的博士，博士论文本来是要做“平衡论”的，我还曾写过一两篇类似的题目。但我中途改变了主意，写“实质法治”。“‘实质法治’”，他念叨了一下，“什么意思呢？”我费劲地跟他解释我靠灵光一闪得来、还很不成熟的想法。罗老师给我提了好多意见，问了好多问题。看得出，他对我的选题充满疑惑。“‘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是什么关系，你再想想吧。”几个星期后，我拿着重写后的开题报告，再次跟他讨论。这回他同意了，“行，你写吧。”对于我不写“平衡论”这一点，他从来都没有意见。

 论文答辩结束，大家站着合了个影

    因为没写“平衡论”，我心里总感觉欠着一桩事情。我从心底认同“平衡论”的学术贡献，不过我要写的话，恐怕也是以批评为主。我觉得“平衡论”最大的问题在于，一个本来是回应中国特定问题的学术观点，经过不断的理论抽象，获得古今中外的普适性以后，反而模糊了它的社会和时代背景。正如一位英国同行批评韦德教授的“越权理论”一样：它想解释一切，结果什么也解释不了。在后来的几次讨论中，我把我的初步想法简要地跟罗老师说了。罗老师认真地听着，没有赞同也没有反对，不急不躁地跟我解释他的想法。他还是很维护他耕耘多年的“平衡论”的。

    恰恰是在“平衡论”的论争中，罗老师展示了他的胸怀。他编的论文集《现代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把几篇批评文章也收进去了。其中有一篇是北大法学院研究生陈曦写的，叫“平衡论的困境”。谈起陈曦，罗老师说，“陈曦不错！”谈起“平衡论”一个理论上的竞争者，罗老师说：“这个人学问不错，有想法。”而谈到另一个“平衡论”的激烈批评者，罗老师说：“这位老兄对‘平衡论’有些误解。”这是我所听到的他最不认同的说法了。

    罗老师和一名学生合写的文章投稿给《中国社会科学》。他为这篇文章花了不少时间，连文字都改过几遍。没想到，文章的匿名评审人对这篇文章并不看好，言辞还挺激烈。杂志社的编辑有些为难，毕竟罗老师是中国法学界最大的官，“平衡论”是中国法学界很有影响的理论。我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做兼职，编辑让我跟罗老师沟通。罗老师很淡然，“有不同意见很正常啊”，于是把稿子给了另一家刊物。我很钦佩，编辑有这样的坚持，而罗老师也有这样的雅量。

    2009年，中国法学会和清华大学联合举办“中国法学创新讲坛”，第一讲请罗老师讲他的“平衡论”。罗老师欣然答应。他招呼弟子们讨论，写稿子，做PPT，准备得非常认真。由于第一次用PPT，他把太多的文字放在上面，现场效果可能还不如他自己放开讲来得好。但他这个年纪了，还学习使用PPT，自己操作PPT，实属不易。主办者担心自由讨论环节不好控制，让我问一下罗老师，是不是就不设提问了。罗老师说：“既然是学术讨论，提问还是要的。答得出，我就答；答不出，我就说我答不出，关系不大。”于是，安排了自由讨论。

    我在北大读书那几年，正是罗老师从北大副校长升迁到最高法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工作上的事情，他说的不多，跟我们谈的基本上还是学术问题。只有一回，他说起刚去最高法院的感受。虽然有一些行政经验，去了法院，连怎么批文件都要从头学。具体法律问题该怎么处理，有的也没把握，必须了解情况，听取各方意见。“有把握，不是自己认为理论上讲得通，还是要听取意见，”他强调说。

   在最高法院副院长任内，他遇到的最大挑战当数深圳贤成大厦案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重大项目，因为外商资金困难而一时陷于停顿，心急火燎的地方政府出手干涉，直接“注销”合资企业，让外商出局。最高法院组成了以罗豪才为审判长的7人合议庭，开庭审理多日，最后判决行政机关败诉。论影响，这起案件可谓“中国行政诉讼第一案”，后来在国家行政学院举办的省部级领导依法行政专题研讨班上，还被作为研讨案例。但在当时，很多人不理解，甚至引发了不小的风波。有纪委来查，罗是否收了外商的钱。罗老师说：“他有多少钱，能买倒我罗豪才、一个大法官？”另据一位同门说，深圳市一位领导把电话打到罗家里，提醒罗要“讲政治”。罗回答：“依法治国就是最大的政治。” 

    官越做越大，慢慢地年龄也越来越高，罗老师对学术的兴趣却始终不减。我几次到他家里，一谈起学术问题，他就兴致勃勃。他家里很少来电话，有时候坐一两个小时也没有一个电话。“我应酬不多”，他解释说，“能不去尽量不去。”有一年春节，我给他打电话，本来是礼节性的问候，但话题一扯到某个学术问题，就刹不住了。放下电话，我一看，打了50分钟，耳朵都被话筒捂疼了。

    到了七十之后，罗老师仍然保持着相当广泛的阅读和开放的思维。他自己收发email，他上网浏览，他给我们推荐他正在看的新书，推荐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推荐一篇叫“互联网改变一切”的文章。他热衷言谈的主题，增加了“软法”“治理”“人权”。他一直在关注，一直在思考，一直在为他的想法构建一套融会贯通的理论。

     去年9月，我从哈佛访学回来，他已经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思维清楚，但口不能言，只好我说他听。我跟他谈美国大选，谈特朗普当政，谈美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他很有兴趣，不停地抬手比划，想说话，却听不清说什么。中间又谈及其他一些事情。停顿一下后，我问他，继续说刚才的事情？他摇头。“那继续说美国？”他点点头。即使到生命的最后时光，即使在病床上，他的天地仍然宽广，跨越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