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冬天，在杭州的西子国宾馆，第一次见到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罗老师。未曾经世的我，对于即将见到的副国级领导，心中的忐忑与紧张，溢于言表。也许是注意到了我的不安，罗老师特别招呼我坐到他的身边，亲切地询问博士论文的选题、读博期间的发文等情况，赞许地肯定已有的努力，鼓励我到北大继续深造。

之后的日子里，记忆的影像常常会倒回到那次初见。位至副国，却仍保留学者的谦逊儒雅。这是罗老师给我上的第一课。

在北大做博后期间，我全程旁听了罗老师的博士生课程。虽然工作繁忙，但那个学期他没有缺一次课，请一次假。每次课后，除非公务紧急，他都会继续留下，自掏腰包为我们改善伙食。北大周边，大大小小的餐馆，留下了我们无间的热议。从平衡论到软法，从行政法治到法治中国，跟随罗老师的脚步，我们一起思考中国的法治未来，探索行政法学的时代使命。

出站后，每每与老师电话联系，都会听到他最新的阅读心得。有时聊得兴起，通话时长都会超过1小时。2008年到2015年，罗老师三次南下杭州。不论行程多么紧张，他都会专门安排时间到当地法学院视察，了解浙江法治建设的最新举措。他还特别交待我收集浙江各地的一些村规民约，对于当地民众自发的自我治理现象表现出极大的学术热情。罗老师对于新知的开放与求索，既令我这位晚辈心生敬意，也为自己的些许怠惰汗颜。

2017年上半年，听闻老师身体欠安，几次到北京，都想去看看。11月2日，终于在协和医院的ICU病房，见到了已经两年未见的老师。虽然老师的面容，因为抗生素药物的作用，有些浮肿，身体有些瘦削，但精神尚好。罗姐姐告诉我，老师刚还看了当天的报纸。我以为，一切都会好转。没想到，这一见，竟然会是决别。

道别时，老师宽厚手掌的余温，似乎还能感知。但和老师杭州再见的约定，到底是不能实现了。心痛难抑。唯有继续完成老师的志业，才能无愧于将来与老师的天堂再见。

 浙江大学法学院 郑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