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军与中外学友分享新书《国富之道》观点
2009年11月22日，应主办方哈佛大学北京校友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邀请，哈佛大学北京校友会会长、威尼斯赌场,澳门威尼斯人官网政府管理学院傅军教授为其新近出版的《国富之道》一书在京城俱乐部举行了一场讨论会。本书是傅军教授历经数年心血的研究成果，旨在揭秘各国财富的“密码”，引起很大反响。英国《金融时报》、《中国经济》杂志和《价值中国》网等媒体转载了部分研究成果或对作者进行了专访。
各国贫富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傅军教授指出，科学研究的严谨性需要数理的帮助，微积分的边际效应尤具启示，它可以帮助人们超越即此非彼的思想误区。国家不是一个单数的个人，而是一个复数人群的社会，因此概率的思考变得尤为重要。今天的一个个人与一个两百年前的个人相比，未必在智力上更聪明；但是今天的人比以前人的能力似乎大了，这是因为我们都获利于人类的集体记忆、知识的传播和创新。因此，国富国穷，比到最后是“知识生态”的好坏。就概率而言，思想创新，或称“思路的差异”（idea gap）取决于知识生态的好坏，而知识生态的好坏又与各国不同制度安排相关联，比如宗教、学术、政治之间不同的关系。即便在学术圈内，也要考虑“求真”（seeking truth）与“求效”（seeking efficiency）的关系。即使“求效”，也要考虑“长效”与“短效”的关系，而“长效”必须在“求真”指引中更有可能获得。中国目前的知识生态不能说令人满意，急功近利，关注“如何”(how)的问题远远多于关心“什么”(what)和“为什么”(why)的问题。“什么”问题问深了涉及本体的问题，如什么是时间？指南针为什么总是指向一个方向？对这些问题的不懈的探寻使爱因斯坦成为伟大的科学家。其实，“如何”问题的答案只是搞清楚“什么”和“为什么”问题的自然的衍生品。关注“如何”问题的人，自觉或不自觉，暗示了思想上不是领先者（leaders），而是随从者（followers）。
需要指出的是，对世俗的人而言，人们往往是自己知识的囚犯，从地球中心说到太阳中心说……目前掌握的也许只是俗谛，但却不是真谛。因此，思想解放、追求真理是个没完没了的过程，人类为此必须前赴后继！古人的智慧也许对后人具有启迪，但如果把他们等同于人类知识的全部，来回重复，这显然是个错误。这或许回答了钱学森的问题 ?C 为什么没有创新人才？钱学森身前的观察是：“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在人们认识市场的作用时，作为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给人以极大的启示，但是即便是亚当?斯密也不掌握终极的真理，或叫真谛。其实，《国富论》中“看不见的手”和“扣针工厂”推到逻辑的极端，是自相矛盾的。“看不见的手”的前提是N必须是复数；而“扣针工厂”专业化的结果会导致N是一。看出两者之间的矛盾需要思路的缜密，并常常需要数学的辅佐。如果社会科学的研究只停留在文学的描述，就很难看出这种矛盾。显然，社会要再前进，前人的知识不但需要后人的传承，更需要后人的修正和创新。
纵观各国历史，两组制度安排的合理与否（一组横向的（horizontal）市场和另一组纵向的（hierarchical）政府）决定了国民财富是否可以持续的发展。这用公式可以表示为Wi=f(Bi, Mi)。即，财富（wealth）是某国在某一历史时期科层制度（bureaucracy）和市场制度（market）设置合理与否的函数。对于社会的人们来说，权力来源于层级制度的设置。但是约翰?阿克顿勋爵提醒人们，“权力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导致腐败。”因此，权力必须制衡，而且有效的制衡必须来自主体以外的客体，纵横人类历史，这是普适的铁律，不分东方或西方。相应的，人类社会朝现代性发展的轨迹都是从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产权清晰，而产权保护又需要独立于政治权力的法律，即法治，这样才能使人们对长期的投资和长距离的贸易充满信心。可见，市场的发展与法治的成熟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彼此不可分离。相对与政府，“放任自流”（laisser faire）只是相对的程度而已，并没有绝对的意义。自然学科物理热学(thermodynamics)第二定律 --“熵”（entropy）的定律 -- 也隐含了市场没有政府是不可行的。
因此，一套良好的纵向（权力）和横向（市场）的制度设计可以保证一个国家长期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效应如何看得出？这可以从人均GDP增长得以部分显示；反之，则或许潜藏着一个国家长期难以富裕或从富裕走向衰败的病根。这种制度性病根宛如潜伏期很长、导致慢性病的病毒，不容易被人们发觉。短时间它往往被忽略，或被利益集团的噪音所淹没，即便是政府，也往往不知不觉地成为利益集团的俘虏。但是，时隔已久，一旦发觉，往往积重难返。从长远看，因果关系应该是民富国强，而不是国富民强，在历史的长河中，后者往往只是昙花一现，但却容易给目光短视的人们以错觉。古埃及法老的金字塔便是人类历史早期的例证。纵向制度与横向制度的关系是何种关系？傅军教授认为，从理论上说，两者之间的最佳临界点是，纵向的管理成本正好等于横向的交易成本。说到底，这也是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纳德?科斯的关于市场界线的经典命题。在实践中，要试图找到这个临界点，因为人认知的有限性以及信息不完备，至少在边际的突破上人们只好通过试错（trial and error）。人类历史上金融危机的阶段性出现也是这个逻辑的具体表现。没有金融市场，当然就没有金融危机，但是创新的概率也降低了，这里涉及金融与创新的关系。从经验世界中看，金融不发展的经济大体都是落后的经济。因此，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不能证明中国金融体制的更优越。对信息不完备的系统论述是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主食。
与以上逻辑相一致，从各国的经验看，决定国富国穷的最主要因素是制度性的，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以及这三个方面之间互为因果的互动关系：（1）在纵向制度的维度上，逐步建立和完善人才导向、以法治为基础的权力和利益合理制衡的、旨在支持市场的政治制度；（2）在横向制度的维度上，逐步建立和完善以良好激励和保护产权为基础的、并与世界经济连接的市场制度；（3）各国在经济发展和产品竞争的每个阶段，充分运用好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就劳动力而言，提高人力资源的开发和运用，包括从技术和制度学习到技术和制度创新的努力。不难看出，这里又回到了“知识生态”的问题。就知识生态而言，开放的体系显然优于封闭的体系，这也是中国“改革”还有加上“开放”的道理。这些都是超越国别、一以贯之的逻辑主线。
傅军教授的发言穿梭古今、横贯中西、旁征博引、触类旁通，理论和史实相互呼应，远远地超跃了国别和历史的简单描述。在叙述耳熟能详的人物和史实后面，体现了高度的抽象能力。如果说《大国的崛起》的电视剧描述了如何的问题，傅军教授《国富之道》的研究更是涉及为什么的逻辑。他在一个简洁、明了的政治经济理论框架中向全场听众演绎了各国兴衰的发展逻辑，学科涉及宗教、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统计学……内容跨越亚洲、美洲、欧洲和非洲……展示了深厚的理论和宽阔的视野，给人以一览纵山小的感觉。在他的视野中，全人类的经验就宛如一个巨大的森林，排列像统计学中的正态分布；而各国的故事则是这个森林中的一棵树。傅军教授强调，每棵树的成长过程以及树与树之间在不同时空中的比较有助于人们认识国富国穷的规律，而且这种比较必须有结构、有系统，并且因果导向 -- 看看等式左边的制度设置和发展，再看看等式右边的以人均GDP衡量的经济表现。如果论述只停留在等式一边，往往容易使人感情用事，降低客观性和因果探讨的逻辑性。
反映了以上的治学思路，傅军教授接近40万字的《国富之道》决不是一部松散的文集，而是主题鲜明、逻辑严密、一气呵成的专著，各个章节之间理论与实证一环紧扣一环，但行文流畅，深入浅出，系统的注释反映了学术的诚实和严肃。加上书的序言部分，书的结构像一部交响乐，共有四个乐章组成。傅军教授坦承，他平时爱听交响乐，书的组织结构确实是受了古典交响乐的启发。在方法论上，《国富之道》展示的是一种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这种演绎先于归纳的实证方法，大大地提高了处理浩瀚经验数据的能力，这使人想起了爱因斯坦那句“是理论决定我们能够看到什么”的命题。所谓理论，根据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说法，即是“有一个问题，有一个工具箱，有一个对现象进行排序的方法，并对现象进行解释”，而理论的可靠性必须回到经验世界去接受检验。傅军教授特别指出，科学必须在形下世界中通过证据来检验理论命题的真实性，但相较于“证实”而言，“证伪”在推动科学知识的演进中更加具有积极意义。如果科学研究中没有“证伪”的设置，那么研究的“科学性”就将大打折扣。在他看来，胡适先生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只对了一半，因为胡适强调“证实”，却没有涉及“证伪”的重要性。今天，这依然是许多人思路的盲区，科学性因此无从谈起。
在谈到中国时，傅军教授指出，改革开放的总方向是从计划走向市场。接着，他在三个理论框架中大致地勾画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一是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看不见的手”所隐喻的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部分体现在大量农村劳动力的释放；二是约瑟夫?熊彼特超越新古典经济学模型所强调的技术创新，这主要体现在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的收敛；三是卢卡斯―罗默所强调的内生增长模型，这部分体现在大量的FDI中，FDI不光是资本，更是技术和管理。2008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诙谐地说：“生产率什么都不是，但是从长期看，它几乎什么都是”。在各国赛跑的道路上，中国位子在哪里？傅军教授指出，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数据，两百年前的中国人口是全球的大约1/3，那时中国生产了大约全球1/3的GDP，今天中国人口是全球的1/5，改革开放前，中国占全球的GDP还不到5%，改革开放30年后，这个数字回到大约10%。可见30年取得的成就非凡，但是前进的道路依然很长。等中国的GDP占全球的20%后，即全球1/5的中国人生产全球1/5的GDP，我们才回到我们两百年前历史上曾取得的相对水平。从人均GDP来看，中国今天依然排在全球的平均数一下。这同时意味着，即便是给定人类现有制度和技术（在边界上没有创新），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依然巨大。
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互动环节中，傅军教授回答了每位提问者的问题。问题涵盖领域广泛，既涉及宗教、哲学和科学，也涉及艺术、教育、民主和法治。最后，傅军教授指出，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是人类思想现代化的两大支柱。《国富之道》不是旨在对某一学说的盖棺定论，而更是抛砖引玉、期待引起富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思考和讨论。正如他在书中所说：“本书的出发点是理论导向的；采取的方法是实证的和开放的……欢迎读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经验证据对本书所提出的国富国穷的理论假说进行证实或证伪的检验。换句话说，这里提供的是一个对众多杂乱现象进行排序的开放平台”。
整场讨论会不仅让在座的每一位听众感受了一次酣畅淋漓的学术盛宴，而且又有效促地进了各种观点思想之间的交流。北京哈佛大学校友会理事、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杰出青年论坛成员相峰的反馈是：“如入智慧花园，移步换景，美不胜收”。正好在北京学习的耶鲁大学学生Cecelia Chen特意写信表示感谢，她称这是一次“启发灵感的讲座…….将激励她更努力地学习”。(消息来源：北京哈佛大学校友会)
相关链接：价值中国网专访： “国富之道”背后的普世性和中国的特点 2009年度新浪-蓝狮子最佳商业作者候选人：傅军 经济观察报书评：喧哗与躁动 阅读次数：
各国贫富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傅军教授指出，科学研究的严谨性需要数理的帮助，微积分的边际效应尤具启示，它可以帮助人们超越即此非彼的思想误区。国家不是一个单数的个人，而是一个复数人群的社会，因此概率的思考变得尤为重要。今天的一个个人与一个两百年前的个人相比，未必在智力上更聪明；但是今天的人比以前人的能力似乎大了，这是因为我们都获利于人类的集体记忆、知识的传播和创新。因此，国富国穷，比到最后是“知识生态”的好坏。就概率而言，思想创新，或称“思路的差异”（idea gap）取决于知识生态的好坏，而知识生态的好坏又与各国不同制度安排相关联，比如宗教、学术、政治之间不同的关系。即便在学术圈内，也要考虑“求真”（seeking truth）与“求效”（seeking efficiency）的关系。即使“求效”，也要考虑“长效”与“短效”的关系，而“长效”必须在“求真”指引中更有可能获得。中国目前的知识生态不能说令人满意，急功近利，关注“如何”(how)的问题远远多于关心“什么”(what)和“为什么”(why)的问题。“什么”问题问深了涉及本体的问题，如什么是时间？指南针为什么总是指向一个方向？对这些问题的不懈的探寻使爱因斯坦成为伟大的科学家。其实，“如何”问题的答案只是搞清楚“什么”和“为什么”问题的自然的衍生品。关注“如何”问题的人，自觉或不自觉，暗示了思想上不是领先者（leaders），而是随从者（followers）。
需要指出的是，对世俗的人而言，人们往往是自己知识的囚犯，从地球中心说到太阳中心说……目前掌握的也许只是俗谛，但却不是真谛。因此，思想解放、追求真理是个没完没了的过程，人类为此必须前赴后继！古人的智慧也许对后人具有启迪，但如果把他们等同于人类知识的全部，来回重复，这显然是个错误。这或许回答了钱学森的问题 ?C 为什么没有创新人才？钱学森身前的观察是：“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在人们认识市场的作用时，作为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给人以极大的启示，但是即便是亚当?斯密也不掌握终极的真理，或叫真谛。其实，《国富论》中“看不见的手”和“扣针工厂”推到逻辑的极端，是自相矛盾的。“看不见的手”的前提是N必须是复数；而“扣针工厂”专业化的结果会导致N是一。看出两者之间的矛盾需要思路的缜密，并常常需要数学的辅佐。如果社会科学的研究只停留在文学的描述，就很难看出这种矛盾。显然，社会要再前进，前人的知识不但需要后人的传承，更需要后人的修正和创新。
纵观各国历史，两组制度安排的合理与否（一组横向的（horizontal）市场和另一组纵向的（hierarchical）政府）决定了国民财富是否可以持续的发展。这用公式可以表示为Wi=f(Bi, Mi)。即，财富（wealth）是某国在某一历史时期科层制度（bureaucracy）和市场制度（market）设置合理与否的函数。对于社会的人们来说，权力来源于层级制度的设置。但是约翰?阿克顿勋爵提醒人们，“权力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导致腐败。”因此，权力必须制衡，而且有效的制衡必须来自主体以外的客体，纵横人类历史，这是普适的铁律，不分东方或西方。相应的，人类社会朝现代性发展的轨迹都是从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产权清晰，而产权保护又需要独立于政治权力的法律，即法治，这样才能使人们对长期的投资和长距离的贸易充满信心。可见，市场的发展与法治的成熟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彼此不可分离。相对与政府，“放任自流”（laisser faire）只是相对的程度而已，并没有绝对的意义。自然学科物理热学(thermodynamics)第二定律 --“熵”（entropy）的定律 -- 也隐含了市场没有政府是不可行的。
因此，一套良好的纵向（权力）和横向（市场）的制度设计可以保证一个国家长期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效应如何看得出？这可以从人均GDP增长得以部分显示；反之，则或许潜藏着一个国家长期难以富裕或从富裕走向衰败的病根。这种制度性病根宛如潜伏期很长、导致慢性病的病毒，不容易被人们发觉。短时间它往往被忽略，或被利益集团的噪音所淹没，即便是政府，也往往不知不觉地成为利益集团的俘虏。但是，时隔已久，一旦发觉，往往积重难返。从长远看，因果关系应该是民富国强，而不是国富民强，在历史的长河中，后者往往只是昙花一现，但却容易给目光短视的人们以错觉。古埃及法老的金字塔便是人类历史早期的例证。纵向制度与横向制度的关系是何种关系？傅军教授认为，从理论上说，两者之间的最佳临界点是，纵向的管理成本正好等于横向的交易成本。说到底，这也是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纳德?科斯的关于市场界线的经典命题。在实践中，要试图找到这个临界点，因为人认知的有限性以及信息不完备，至少在边际的突破上人们只好通过试错（trial and error）。人类历史上金融危机的阶段性出现也是这个逻辑的具体表现。没有金融市场，当然就没有金融危机，但是创新的概率也降低了，这里涉及金融与创新的关系。从经验世界中看，金融不发展的经济大体都是落后的经济。因此，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不能证明中国金融体制的更优越。对信息不完备的系统论述是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主食。
与以上逻辑相一致，从各国的经验看，决定国富国穷的最主要因素是制度性的，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以及这三个方面之间互为因果的互动关系：（1）在纵向制度的维度上，逐步建立和完善人才导向、以法治为基础的权力和利益合理制衡的、旨在支持市场的政治制度；（2）在横向制度的维度上，逐步建立和完善以良好激励和保护产权为基础的、并与世界经济连接的市场制度；（3）各国在经济发展和产品竞争的每个阶段，充分运用好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就劳动力而言，提高人力资源的开发和运用，包括从技术和制度学习到技术和制度创新的努力。不难看出，这里又回到了“知识生态”的问题。就知识生态而言，开放的体系显然优于封闭的体系，这也是中国“改革”还有加上“开放”的道理。这些都是超越国别、一以贯之的逻辑主线。
傅军教授的发言穿梭古今、横贯中西、旁征博引、触类旁通，理论和史实相互呼应，远远地超跃了国别和历史的简单描述。在叙述耳熟能详的人物和史实后面，体现了高度的抽象能力。如果说《大国的崛起》的电视剧描述了如何的问题，傅军教授《国富之道》的研究更是涉及为什么的逻辑。他在一个简洁、明了的政治经济理论框架中向全场听众演绎了各国兴衰的发展逻辑，学科涉及宗教、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统计学……内容跨越亚洲、美洲、欧洲和非洲……展示了深厚的理论和宽阔的视野，给人以一览纵山小的感觉。在他的视野中，全人类的经验就宛如一个巨大的森林，排列像统计学中的正态分布；而各国的故事则是这个森林中的一棵树。傅军教授强调，每棵树的成长过程以及树与树之间在不同时空中的比较有助于人们认识国富国穷的规律，而且这种比较必须有结构、有系统，并且因果导向 -- 看看等式左边的制度设置和发展，再看看等式右边的以人均GDP衡量的经济表现。如果论述只停留在等式一边，往往容易使人感情用事，降低客观性和因果探讨的逻辑性。
反映了以上的治学思路，傅军教授接近40万字的《国富之道》决不是一部松散的文集，而是主题鲜明、逻辑严密、一气呵成的专著，各个章节之间理论与实证一环紧扣一环，但行文流畅，深入浅出，系统的注释反映了学术的诚实和严肃。加上书的序言部分，书的结构像一部交响乐，共有四个乐章组成。傅军教授坦承，他平时爱听交响乐，书的组织结构确实是受了古典交响乐的启发。在方法论上，《国富之道》展示的是一种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这种演绎先于归纳的实证方法，大大地提高了处理浩瀚经验数据的能力，这使人想起了爱因斯坦那句“是理论决定我们能够看到什么”的命题。所谓理论，根据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说法，即是“有一个问题，有一个工具箱，有一个对现象进行排序的方法，并对现象进行解释”，而理论的可靠性必须回到经验世界去接受检验。傅军教授特别指出，科学必须在形下世界中通过证据来检验理论命题的真实性，但相较于“证实”而言，“证伪”在推动科学知识的演进中更加具有积极意义。如果科学研究中没有“证伪”的设置，那么研究的“科学性”就将大打折扣。在他看来，胡适先生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只对了一半，因为胡适强调“证实”，却没有涉及“证伪”的重要性。今天，这依然是许多人思路的盲区，科学性因此无从谈起。
在谈到中国时，傅军教授指出，改革开放的总方向是从计划走向市场。接着，他在三个理论框架中大致地勾画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一是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看不见的手”所隐喻的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部分体现在大量农村劳动力的释放；二是约瑟夫?熊彼特超越新古典经济学模型所强调的技术创新，这主要体现在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的收敛；三是卢卡斯―罗默所强调的内生增长模型，这部分体现在大量的FDI中，FDI不光是资本，更是技术和管理。2008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诙谐地说：“生产率什么都不是，但是从长期看，它几乎什么都是”。在各国赛跑的道路上，中国位子在哪里？傅军教授指出，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数据，两百年前的中国人口是全球的大约1/3，那时中国生产了大约全球1/3的GDP，今天中国人口是全球的1/5，改革开放前，中国占全球的GDP还不到5%，改革开放30年后，这个数字回到大约10%。可见30年取得的成就非凡，但是前进的道路依然很长。等中国的GDP占全球的20%后，即全球1/5的中国人生产全球1/5的GDP，我们才回到我们两百年前历史上曾取得的相对水平。从人均GDP来看，中国今天依然排在全球的平均数一下。这同时意味着，即便是给定人类现有制度和技术（在边界上没有创新），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依然巨大。
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互动环节中，傅军教授回答了每位提问者的问题。问题涵盖领域广泛，既涉及宗教、哲学和科学，也涉及艺术、教育、民主和法治。最后，傅军教授指出，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是人类思想现代化的两大支柱。《国富之道》不是旨在对某一学说的盖棺定论，而更是抛砖引玉、期待引起富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思考和讨论。正如他在书中所说：“本书的出发点是理论导向的；采取的方法是实证的和开放的……欢迎读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经验证据对本书所提出的国富国穷的理论假说进行证实或证伪的检验。换句话说，这里提供的是一个对众多杂乱现象进行排序的开放平台”。
整场讨论会不仅让在座的每一位听众感受了一次酣畅淋漓的学术盛宴，而且又有效促地进了各种观点思想之间的交流。北京哈佛大学校友会理事、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杰出青年论坛成员相峰的反馈是：“如入智慧花园，移步换景，美不胜收”。正好在北京学习的耶鲁大学学生Cecelia Chen特意写信表示感谢，她称这是一次“启发灵感的讲座…….将激励她更努力地学习”。(消息来源：北京哈佛大学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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