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社会治理现代化；共治格局；属地化；网络化

【作者简介】

汤彬,威尼斯赌场,澳门威尼斯人官网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助理教授，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治理、政党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等相关主题研究工作。出版专著《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研究：基于政治统合的视角》，在《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学术月刊》《社会主义研究》等期刊发表独作与合作论文多篇，部分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参与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等。
 

王浦劬，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威尼斯赌场,澳门威尼斯人官网博雅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威尼斯赌场,澳门威尼斯人官网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高等学校政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等。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当代中国政治与治理。出版《政治学基础》《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与策论》等作品十七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等国内外专业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一百五十余篇，主持完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三项，其他项目十余项。

【论文主要观点】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党和国家围绕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在理论与实践的循环互动中,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国家主导推进为保证,以多方协同共治为取向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方案。本文在理论和经验结合的基础上,发现我国社会治理领域长期存在一种以地域空间为基础的社会治理逻辑和治理模式。而在国家主导社会治理的本土情境下,这种作为社会治理单元的“地域空间”与国家治理单元具有同构性,是具有国家治理功能的属地空间。本文据此将建基其上的治理逻辑和治理模式称为“属地化”和“属地化治理”，并就“属地化治理”逻辑和模式的基本内涵、历史变迁轨迹，适当现代社会的调适创新及未来面对的挑战等问题进行了分析、阐释和回答。

一、主导社会治理的属地化逻辑及其治理形态

从内涵上看，“属地”是具有边界性、层级性的特定辖区单元。立足“属地”概念,本文将这种以属地为基础的空间组织逻辑界定为“属地化”(localized)。相应地,属地化治理就是属地化治理逻辑的现实实践形态,也就是“属地化的社会治理”。本文论及的“属地化治理”,立足于以属地空间为基础的社会治理组织原则和方式,彰显着国家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性、关键性作用,具有社会治理运行的横向辖区化、纵向层级化两方面含义。属地化逻辑的生成理据在于，契合合了国家的疆域属性和空间组织形式，并为中国这一超大规模国家应对规模治理和流动治理等复杂性难题提供了有效方案。

在构成要素上,属地化治理是以属地空间为基础的治理逻辑、国家与社会联动的属地化复合治理体系、政治性地域导向的治理机制的有机统一。在实践变迁上,属地化治理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受到外部环境的深刻影响,其中既有以空间形态和社会结构为核心要素的社会环境,也有以治理取向和政社关系为核心要素的制度环境。在稳定的治理逻辑和变动的外部环境的双重作用下,属地化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不断适应调整。立足属地化治理与外部环境互动的分析框架,可以发现,属地化治理先后形成了既外在变化又内在连贯的两种传统实践类型。一是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以封闭的地域空间为地理基础、刚性化的“编户齐民”户籍管理为制度基础、以血缘和地缘纽带共同维系的地域共同体为社会基础,形成了“国家—地域共同体”和“地域共同体—个体”的双轨治理链条,并通过属地化的分级治理、官绅共治和基本服务等机制运行。二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为快速推进工业化,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造,作为职业组织的“单位”与户籍管理制度相结合,形成了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和“国家—单位共同体—个体”的国家治理链条,并通过属地化分级治理、行政治理和生活满足等机制构建了新的地域共同体形式。

二、情境变化中属地化治理的当代调适与创新

在当代中国,属地化治理遵循“不变原则变结构,不变逻辑变机制”的内在机理,在保持基础架构稳定性的前提下,积极吸纳现代治理元素,以满足多元化、流动化的复杂社会治理要求(属地化治理的实践变迁见下表)。

表1：属地化治理的实践变迁表

相对于静态、均质的传统社会与单位社会,当代中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流动，并引发了治理情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单位制的弱化与治理对象的社会化”“社会行动主体的多元化”“硬性化边界的突破与治理场景的跨域化”三个方面。面对社会治理情境的巨变，属地化治理体系也在组织层面进行了回应：一是形成了以社区为基础的空间治理单元的形成；二是在政社融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下实现了纵向贯通；三是在保持现有辖区规模的前提下,进一步切分空间单元,以强化的纵向空间治理对冲横向流动造成的信息逸失。

由此，属地化治理机制实现了当代的调适与创新。第一是属地化的多级回应机制。当代的属地化治理展现出国家直联社会个体且满足其差异化、个性化诉求的高度回应性特征，在以自上而下“决策—执行”为典型路径的单向度治理的基础上,开拓出了自下而上“诉求—回应”的新治理向度。基层从国家治理末端转化为治理一线，对社会成员的诉求回应由基层负责转化为逐层参与。第二是属地化的多方共治机制。党和国家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引导，主导构建多方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在当前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多方共治的建设和运行过程呈现出鲜明的属地化特征。第三是属地化的纵向联动机制。面对流动社会中的个体“脱域化”和事务“跨域化”现象，社会治理逻辑领域逐步发展了纵向联动机制。这一机制植根于我国治理体系的独特组织逻辑，以发挥“上下”两种治理功能为指向，并表现出地域化运作的鲜明特征。

三、顺应社会治理的网络化逻辑：属地化治理的局限与超越

推进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核心主题是要构建起多方主体协同共治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关键是基于流动、开放的社会结构,构建、拓展和运行社会自组织网络。“属地化”作为国家治理社会的一种逻辑展开,立足于“复杂性化简”的功能原理,而网络化作为社会自组织的内在要求,则以“与复杂性共生”为功能原理。可见,社会治理的“网络化”逻辑与“属地化”逻辑在地域关联、驱动力量、功能原理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

属地化治理通过积极吸收现代性价值和治理元素，在政府层次关系、政社关系和官民关系方面加以深刻调整,增强了对复杂社会的适应力,对于优化纵向和横向的治理协同,维护社会稳定,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起到了重要积极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属地化运作方式也对协同共治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产生了一些非预期的影响：第一，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属地化倾向与社会自身的网络化取向之间不够匹配，有可能制约社会主体的进一步发育,制约社会成长。第二，回应性治理机制在弥补社会组织化不足的同时，可能对多方参与和共同治理构成功能替代，并具有特定的行政效应。第三,权威性协调方案在化解基层跨地域治理难题的同时,可能形成对跨地域自组织网络的功能替代和挤出效应,且组织成本较高。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场景特征要求处理好治理取向之间的几组关系，使属地化治理的优势更好地服务于共治格局的形成：第一,推动“属地本位”向“网络中心”的转换；第二,实现“结构取向”与“问题导向”的统一；第三,促进“组织支撑”与“数字驱动”的结合。

四、结语：探索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之道

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植根传统、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既遵循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治理现代化趋向,又彰显基于中国国情社情民情的鲜明特色。在属地化治理的基础上推进多方协同共治,是兼具元治理主体和治理主体双重角色的国家,以自身空间层级架构为支撑,回应社会治理需求,营造社会共治格局的策略选择和实施方案,体现了国家对秩序与活力、安全与发展等价值的共同追求。这一理论发现,有助于通过治理逻辑的转换,优化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协同共治实践成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具体到社会治理领域,这就要求从地域社会向流动社会转型的基本事实出发,通过观念转变和体制机制创新,调整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空间组织逻辑,使多方主体间的互动和协同由依托于属地单元转换为超越属地单元。由此带来的现代化转型机遇表现为：第一,国家主导推进多方共治的发力方向,实现与社会自组织发展内在规律性的有机统一,形成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合力驱动；第二,社会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针对纷繁复杂的现实治理场景和治理需求，综合、权变运用多样化的治理逻辑和原则,实现“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对“化简思维”的超越。随着数字治理时代的到来,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数字流动空间日益显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空间组织逻辑转换已然在技术层面获得了实现可能。沿着这一思路,我们还需要更为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6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市域社会治理的属地化运作与优化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