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祝政府管理学院成立二十周年，我院政管论坛以“解码中国治理”为主题，特邀11位专家教师担任主讲嘉宾，分别举行专题讲座。 10月25日中午，徐湘林教授举办了题为“国家形成的道德基础及其治理结构”的讲座，本次讲座由曾渝助理教授主持，吸引了线上线下200多名师生参加。

　　徐湘林老师在讲座开始回顾了自己早年从政治哲学转向政治科学研究的经历，说明了自己关注“国家的道德基础”这一话题的缘由。徐老师指出，自己在2004年前后关注社会转型问题，并区分了社会转型与过渡的不同。徐老师介绍了《民主的危机》一书，认为社会转型会引发政治失序，但在西方的制度决定论理论视角中，忽视了其中的复杂性，而将社会转型的过程简单化了。以往学者会将社会转型理解为民主化转型，民主和民主化背后的价值是自由，关注国家治理则要将国家治理背后的道德基础作为一个议题提出来。

　　随后，徐老师从政治学的理论及西方的历史进程入手对国家的道德基础进行了梳理。他指出16世纪西欧产生的绝对主义国家是近代国家的第一种制度体现，随后又列举了波齐和蒂利的观点指出，专断性的国家权力会为国家带来不道德的困境。徐老师列举了布丹关于国家领土、主权和人民的三要素，指出国家组织形式是一种规范性的期望和规则，不代表制度运行中的实际效果。因此，现实中国家会存在道德缺失，面临卷入流血事件和铁腕活动、国家追求目标过程中的偶然性以及国家权力和政策法令挑起不可避免的道德困境等问题。

　　那么什么情况下应该对国家忠诚，什么情况可以拒绝忠诚？徐老师认为国家的道德基础与人们的政治生活的道德诉求相关。徐老师通过对古代欧洲中世纪等级制国家的建立、启蒙运动科学至上和个人权利中心的理念、以及社会契约论强调人民的一致同意、功利主义追求幸福是道德痛苦是不道德和马克思主义将是否存在剥削视为合法性基础的标准等相关内容的介绍，指出在欧洲历史上，国家的道德基础也是在随着人们对政治生活道德需要的改变而改变的。

　　再之后，徐湘林老师对西方学术界关于国家和国家形成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回顾了行为主义将国家排除在政治学研究之外，到对韦伯国家理论的研究，再到国家回归“找回国家”和国家自主性研究的学术脉络。徐老师重点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流派进行了梳理，对社会中心论、国家中心论和社会中的国家三种理论流派进行了总结。

　　接着，徐老师提出了“为什么需要国家”的理由，从维护国家历史文化传承与发展；维持基本秩序，为社会提供法律框架，保证秩序；保障和发展经济，参与经济调控和规范、管理经济活动；以及提供社会保障等方面总结了国家的目标与功能，并指出如果说民主的价值基础是个人自由，那么国家的道德基础就是实现整体的福祉。

　　而从国家治理的视角再去审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徐湘林老师认为国家与社会是不能人为分割的，更不能想当然地对立，二者的范畴各有侧重也相互影响，有张力也能融合。国家侧重维护基本秩序，而社会则侧重经济活动中创造财富和社会生活中促进和谐。国家与社会的侧重范畴是互为表里又相互制约的耦合状态。

　　最后，徐老师指出，国家的结构是以国家主权为核心，国民作为国家的人员基础，疆域作为边界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国家治理的三个目的，三者相辅相成、相互牵制，而国家治理也是在不断追求的过程，而非某种固定的状态。由此，国家治理应该是由核心价值体系、权威决策体系、有效的政府决策体系、良性的政治互动、可持续的经发展、民生与社会保障六个维度组成的，其建立的道德基础是实现全体的福祉。

　　讲座中，来自现场和线上的老师和同学提出了很多问题，徐老师也一一做了针对性的回答和探讨。讲座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